廉洁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极为推崇的道德品质，修身需要廉洁，为官需要廉洁，治家也需要廉洁。在许多家教故事与家训著作中，古人教导子孙清廉传家才是正道，慎初慎微方可使家计长久。

　　廉者政之本，让者德之主

　　探究“廉洁”一词的由来，最早见于屈原的诗歌中。在《招魂》这首诗中，屈原写道：“朕幼清以廉洁兮，身服义而未沫。”这是屈原的自述——我自幼就清白廉洁，身体力行仁义之道，不使其黯淡无光。朱熹在《楚辞集注》中，对清、廉、洁这三个字做了解释：“清者，其志之不杂；廉者，其行之有辩；洁者，其身之不污。”

　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屈原的知音，他阅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等篇，“悲其志”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屈原的作品与人品均为世之楷模，“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”，他用廉洁定义屈原的人品。

　　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位伟大的诗人，屈原对廉洁的追求深刻影响后世。他为真理而上下求索，他拒与世俗同流合污，虽屡遭挫折而未改爱国的热情，为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，他甚至付出了生命。

　　廉洁不只是如屈原这般卓然独立之人的追求，也应是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追求。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家庭的教化功能，优良的家风不仅造福一家，亦可传入千万家，从而影响社会风气。

　　春秋时期的晏婴在离世之前，妻子问他是否有遗言，晏婴说：“吾恐死而俗变，谨视尔家，毋变尔俗也。”他希望妻子能小心谨慎照顾好家庭，毋让“家俗”改变。晏婴的“家俗”中，廉与俭是重要内容。

　　晏婴历仕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位齐国国君，始终以廉洁要求自己，更希望能以自身的节俭使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得到扭转。虽然身为齐相，但晏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节俭的习惯，在饮食上，“食不重肉”，在出行上，“乘弊车，驾驽马”，在穿着上，他曾拒绝景公赐给他的价值千金的“狐白之裘”，因为恐使他人生起追求华服与享受奢侈之心。

　　晏婴不止一次拒绝景公为其更换住房。一次，景公见晏婴的住宅靠近市场，环境嘈杂，屋子又小又潮湿，要为他在清静干爽的地方建一座房子。晏婴辞谢其好意，因为这座靠近市场的房子曾住过一位贤臣，自己的成就还达不到这位贤臣，能够住在这里“于臣侈矣”。而且住在这里，能够知道市场上东西贵贱，了解百姓民生疾苦。

　　晏婴常谦虚表示自己的功业不如前贤。有一回，景公欲效法齐桓公赏赐管仲之例，赏赐晏婴三处住宅，要使其恩泽延续到后人。晏婴说自己的功业比不上管仲，自己不能接受，并表示：“德薄而禄厚，智惛而家富，是彰污而逆教也，不可。”家庭财富与家庭美德，两者哪个更为重要，晏婴认为美德更重要，无德而富，则财富越多，越凸显其道德上的瑕疵与污点，也有违圣贤的教诲。

　　据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，晏婴临终前还留下了一封信，在房楹上凿了一个洞，将信藏在其中，告诉妻子等孩子们长大了，再拿出信来看。这是成语“凿楹纳书”的由来。那么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信的内容是：“布帛不可穷，穷不可饰；牛马不可穷，穷不可服；士不可穷，穷不可任；国不可穷，穷不可窃也。”

　　这段文字言约旨丰，布帛不可全部用完，用完了就没有衣服可穿；牛马不可全部用完，用完了就没有代步工具和耕田助手了；士不能没有志气，没有志气就难堪大任；国家不能陷入困窘，陷入困窘就难以再治理了。“穷不可窃”中的“窃”通“践”，引申为治理等义。

　　由此我们不仅能读到晏婴尚俭的生活态度，生活用度都要留有余地，也能读到他的治理智慧。他很好论述了廉、让、义三者之间的关系：“廉者，政之本也；让者，德之主也……廉之谓公正，让之谓保德，凡有血气者，皆有争心，怨利生孽，维义可以为长存。”“廉者，政之本也”的论述，直至今天还常被引用，因为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对的，而且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。《晏子春秋》中还有不少关于廉的论述，它们与晏婴的事迹共同构成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、思想财富。

　　所遗子孙，在于清白

　　人生在世，除了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外，亦思考能为家人留下什么。有人选择留下财富，有人选择留下书籍，有人选择留下清白。面对为子孙置办家产的建议时，东汉的杨震回答道：“使后世称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？”杨震的妙答表明了对自身清白的自信，也充满了对子孙清白的期盼。自此之后，“遗子孙以清白”者代不乏人。

　　历经东魏、北齐、北周和隋朝的房彦谦就是其中一位。房彦谦是初唐贤相房玄龄的父亲。《旧唐书》记载房玄龄十分注重优良家风的传承，在其逝世前，他在病榻前召集诸子，要求他们以“骄奢沉溺”为戒，决不能依仗自己的地位与势力欺凌他人。房玄龄曾辑录古今圣贤家诫，书写在屏风上，临终前，他让诸子各取一扇，望他们注意谨守圣贤家诫，如此或能使家计长久。

　　房玄龄重视家风传承，与其父的教诲密切相关。房彦谦家底丰厚，加上为官所获俸禄，足以令他过上他人艳羡的日子，但史书记载，房彦谦“家无余财，车服器用，务存素俭”，因为他将财物都用来周济亲戚朋友了。

　　房彦谦“自少及长，一言一行，未尝涉私，虽致屡空，怡然自得”，他心甘情愿过素俭的日子。不涉私，故能清正廉洁，他将清白视为最值得传给后人的财富，曾对房玄龄说：“人皆因禄富，我独以官贫。所遗子孙，在于清白耳。”

　　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、树立良好家风方面有着独特作用。历史上贤母、贤内助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感人的家教故事。唐代有一位叫崔玄暐的官员，他和房玄龄都享有其画像悬挂在凌烟阁中的殊荣。崔玄暐的母亲卢氏，对儿子严格要求，其告诫儿子为官忠清的一番话已成经典。

　　卢氏从亲戚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个观点：儿子在外地当官，如果有人来说他过着贫苦的日子，对于母亲来说，这是好消息；如果有人来说他过着衣马轻肥的日子，对于母亲来说，这是坏消息。卢氏认同这一观点，对儿子进行教导，自己曾见有为官的亲戚，经常将财物献给父母，父母收到财物，十分开心，但却不问这些财物从何而来。若是来自自己的俸禄，那么这是一桩好事，可以看成是孩子的一份孝心，“如其非理所得，此与盗贼何殊？”

　　卢氏不仅从身边人身边事得到启发，也从历史得到启发。她提及“孟母退鲊”的故事。这位“孟母”是三国时期吴国孟宗的母亲，孟宗本是骠骑将军朱据麾下的一个小吏，人生不得志，又逢夜雨屋漏，心中充满郁闷与无奈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出人头地，对不起母亲，母亲安慰落泪的儿子：“但当勉之，何足泣之。”朱据听闻此事后，觉得孟宗有抱负，任命他为盐池司马。孟宗就职后，自己结网捕鱼，做成腌鱼干寄给母亲，母亲很不高兴，令人退回，并说：“汝为鱼官，而以鲊寄我，非避嫌也。”

　　卢氏认为孟母之所以退回鱼鲊，是因为这些东西是“非理所得”，收下不仅有伤自己清白，也有伤儿子清白。她希望儿子能够记住：“汝今坐食禄俸，荣幸已多，若其不能忠清，何以戴天履地？”要在天地间做一个大写的人，做一个忠诚、清白、廉洁的人，方不负国家之恩，也才对得起自己所受到的家教。

　　关于孟母、卢氏，我们所知甚少，但从仅存的一些记载来看，我们能够感受到崇尚廉洁的精神力量在跨越时空传递，三国时期孟母的故事启发了唐代的卢氏，而卢氏的教子故事也启发了后来者。这正是传承的力量。

　　设心处事，戒之在初

　　子孙若不能守廉，作为长辈应该怎么办。宋代的包拯为世人做出了示范，他曾立下家训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他令儿子包珙将家训刻在石上，镶嵌在堂屋东壁，“以诏后世”。

　　包拯的这则家训简洁有力，将贪污受贿的子孙直接革出家门，这在古代是十分严重的惩罚。包拯痛恨贪官污吏，他有一篇著名奏议《乞不用赃吏疏》，开篇即表明自己的态度：“臣闻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廉洁奉公的官员，可以成为百姓的表率，而贪污受贿的官员，如偷人东西的贼一样侵害百姓的利益。对于贪官污吏，包拯认为应依照律法严格处理，如此才能“廉吏知所劝，贪夫知所惧矣”。

　　包拯铁面无私、嫉恶如仇，他的严厉背后，何尝不是对子孙的爱护，何尝不是对百姓的爱护。包拯曾任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知州，这里以出产端砚而闻名天下。端砚当时是进贡给朝廷的贡品，在包拯之前，当地官员向民间征收的端砚远远超过贡额，大大增加百姓负担，而贡额之外的端砚成为他们用来打点关系的“礼物”。包拯到任后，严令只能按照贡额征收端砚，对于加征者予以处罚。包拯任满后，不带一方端砚走，其坚守清白如此，成为流传至今的美谈。

　　朱熹曾对学生讲了包拯的一则小故事：包拯和一个李姓同学曾经在一个僧舍读书，每次出入都要经过一个富人家的门前，两人专注读书，没有去拜访过这位富人。倒是富人先来邀约了，有一次等两人路过门前时，富人邀请他们进屋坐坐，两人都推说有事，没有进去。过了几天，富人再度邀约，李姓同学有些心动，想要赴约，包拯正色劝告：“彼富人也，吾徒异日或守乡郡，今妄与之交，岂不为他日累乎？”古人读书求学，一个重要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，进入仕途。包拯担心今日糊涂结交的朋友，可能日后在自己进入仕途后，提出请托办事等非分要求。同学听后，决定不去赴约。朱熹感叹，“前辈立己接人之严，盖如此。”

　　包拯在读书求学时，即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可能对未来造成不良影响，是否有可能损伤自己的清廉，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。

　　坚守清廉，要慎独、慎初、慎微。南宋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记录下自己十岁时在旅店墙壁上读到的一首诗：“一点清油污白衣，斑斑驳驳使人疑。纵饶洗遍千江水，争似当初不污时。”白衣染上油污，即便很小，也很显眼，千江水也无法洗干净，为官亦是如此，欲使白衣颜色不改，就要小心避免每一滴油污。

　　南宋东莱吕氏深谙此理，这一家族的代表人物是理学家吕祖谦，他的伯祖吕本中结合自己的为官经历撰写官箴传给家人，其中说道：“世之仕者，临财当事不能自克，常自以为不必败。持不必败之意，则无所不为矣。然事常至于败，而不能自已。故设心处事，戒之在初，不可不察。”

　　戒之在初，严守底线，清白才能常在，廉韵才能悠长。